題要
壹、研究緣起
貳、研究方法與限制
參、本文
一、前言：
　　人格特質、領導才能、決策品質之定位。
二、人格特質對決策品質的影響
　（一）智慧
　　　　１學習能力
　　　　２洞察力
　　　　３善用間接路線
　　　　４創意
　（二）社會的廣博性
　　　　１節制
　　　　２韌性
　　　　３勇氣
　　　　４是非之心
　（三）內在的動機與成就慾
　　　　１理想
　　　　２野心
　　　　３成就慾
　（四）人群關係的態度
　　　　１度量寬宏
　　　　２領袖氣度與親和力
　　　　３均衡
　（五）結語
三、領導能力對決策品質的影響
　（一）知識
　　　　１專業知識
　　　　２通才通識
　（二）體格
　（三）良好的「手段選擇」能力
　（四）行政能力
　　　　１協調
　　　　２計劃
　　　　３識人、教人、任人及授權
　　　　４建立規範及維持規範
　　　　５留意公共關係
　（五）結語
四、重大決策之評估，探索影響決策品質的人為因素
　（一）巴黎和會
　　　　１緣起
　　　　２過程
　　　　３評估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盟國在歐洲戰場的作戰目的及
　　　　第二戰場的開闢
　　　　１作戰目的
　　　　２第二戰場的開闢
　　　　３評估
　　　　（１）目的錯誤
　　　　（２）報復心太強
　（三）波蘭戰爭
　　　　１經過
　　　　２評估
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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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重大決策，探索影響決策品質之人為因素
本節例舉現代史中，對世界局勢或一國存亡產生重大影響諸決策評估得失，探尋除了勢所必趨的形勢之外，還有哪些是人為的因素，以印 證領導者能力與人格特質對決策品質之影響。


（一）巴黎和會
１、緣起：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於國會演說中申述協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目的，有十四項原則。十月五 日德國於協約國軍隊尚未攻入國境前，深感資源短缺，同盟國紛紛敗退，見於所提原則合理公正，為免遭受更大的挫敗，乃向威爾遜提出備 忘錄，接受其十四項原則。十一月五日威爾遜代表協約國答覆德國稱：「協約國各國政府宣告，願與德國政府基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國 總統國會講辭，及其後講辭中所宣示的協商原則擬議和平條款。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和會於法國外交部召開。


２過程：
和會共分兩個時期，一九一九年元月十二日至三月二十四日，由理事會（五強各派二人組成）十人協議和約有關事項。三月二十四日至六月 二十八日由威爾遜、勞合喬治、克雷孟梭（Clomen ceau）及沃蘭多（V.orlando）等代表美、英、法、意四巨頭議訂和約條款。其中五項嚴 重衝突，幾乎中斷會議進行，分別是：

一、	列強欲瓜分德國殖民地，而威爾遜則力主委任統治，結果英法讓步。
二、	英法不欲見到強有力的國際聯盟，主張先議初步條款，將來再談國聯組成；美國堅持將國聯組織列入和約，亦獲與會者讓步。
三、	各國爭利，美國威脅退出和會。
四、	意大利力爭領土。
五、	日本力爭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利益，與會眾多國家均不贊成，然大國主導，弱國終於被犧牲 。在嚴重爭議、犧牲原則、放棄對德國及其他各弱小民族國家保證之後，和會終於達成協議 ，得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訂凡爾賽條約（Treaty Ver-sailles）。

３評估：
尼可遜（Harold Nicolson）一九一九年所著媾和（Peace Making 1919）中之記述：簽訂凡爾賽和約時，法國總理克雷孟梭主控全局，只短 短說了三段話。首先他說：「叫那些德國人進來。」德國代表就位後，宣佈會議開始並以生硬的英語說：「我們來此乃簽訂和約的。」隨後 德國代表被迫簽字，克氏隨即厲聲宣佈：「散會！」所表現之狂妄自大，可謂對德國極盡羞辱之能事，和約內容除少數幾項原則性提示外， 完全違背了休戰條款。


意大利首相李惕（Sinor Nitti）於「沒有和平的歐洲（Peaceless Europe）」一書中對凡爾賽和約評論：「這在近代史中，留下永遠可怕 的惡例，違背所有保證、所有先例、所有傳統，甚至德國代表們亦未想到，除了要他們在此飢饉交迫、國力衰竭與內部革命威脅之時，不 得不簽訂的條約外，其他什麼也沒為他們設想。教會舊法曾有規定：即使是魔鬼，亦應有其發言的機會。然而這以國際公義自詡、首創揭 示民主的國家，對待被告卻不及中世紀黑暗時代，連最起碼的公理原則都不能遵從。」


親身參與會議，並為三大主角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亦以其卓識遠見制作了一份致和會的備忘錄，標題為「在和平會議最後起草條款之前 所應考慮的事項」，其中建議：「可以剝奪德國殖民地、減少其軍備、限制其武裝。假如德國感覺一九一九年的和平條約待他不夠公平， 他必將找尋方法，對其征服者作不爽毫釐的報復。和平意願的保持，端賴其激怒的愛國精神不再激揚存在，應以正義與公平處理以求獲得 補償。職是之故，除非不得已，我反對將更多的德國人轉移給其他國家統治。德國人確已證實是世界上強有力的民族，但為無數小國環繞 ，其中若干人民從未自己建立過安定的政府，境內又有大量騷動想重返祖國的德國人，未來戰爭的肇因，莫此為甚。波蘭委員會建議我們 將二百一十萬德國人置於一個宗教信仰不同的波蘭境內，而這些人民有史以來，從未證明有建立自己安定政府的能力。依我的判斷，此項 建議遲早必將東歐導向一個新的戰爭。」勞氏的警告被置之不理，和約依然將二百一十萬德國人置於波蘭的統治下，並割讓大片土地，形 成了所謂「波蘭走廊」。


四年之後，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國貪心不足竟又強佔了德國魯爾工業區（Ruhr），導致德國經濟狀況進一步的惡化。同年十一月 九日更導演了巴伐利亞脫離德國獨立運動，火上加油播下更多仇恨的種子，也為希特勒踏上世界舞台佈置好了扶梯台階。


發展一如勞氏預料，一次大戰的希特勒大兵，利用國人對法國的仇恨，被羞辱的激憤，由六人組成的小黨漸漸崛起。藉示威、坐牢、寫「 我的奮鬥」（Mcin Kampf）塑造成救國、救民的英雄式聲望。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窮困失業更加嚴重，全面激發國恥及仇法的怨恨 。人民於苦難之際，不再畏懼激烈行動惹禍上身的憂患，思變求新盼望英雄的拯救，希特勒就成了希望的偶像。希特勒的黨在民眾支持下 ，快速擴充成長，一九三０年成為第二大黨，一九三二年出任總理執政，後被舉為總統。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進軍波蘭前，希特勒元首在 第三帝國會議的演說，十足反映了巴黎和會的惡果：「以千萬人的飢餓為要脅，以手槍指著腦袋迫使我們簽字，脅迫獲得的文件，宣佈為 神聖的法律。」


主導巴黎和會美英法的三巨頭：威爾遜為真正理想主義者，積極追求人類自由平等及世界永久和平之君子，對歐洲與世界都沒有要求任何 權利，其道德影響力是不可磨滅的。可惜世界本是庸俗而現實的，好人往往只成就了自己；壞人卻造就了世界。威爾遜平衡了歐陸國家部 份的自私，可是也不得不在自私之前作了極多的讓步。


勞合喬治雖深謀遠慮慧眼獨具，可惜政治本身必須妥協，他的遠見只能表現在預測惡果的準確度上。 克雷孟梭是個極欲昭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戰敗之恥的愛國者，但過度的驕傲、太少的寬容、太短的見識及離譜無厭的貪得，為接踵而來 的第二次大戰初期法國全面崩潰提供完美的前奏。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經濟恐慌，希特勒確實善加利用，而加速取得政權，不過那 只是「勢」的範疇，無法完全洞見，只能順應或加以利用。


巴黎和會中列強得罪了強悍、勇武、網紀肅然的德意志民族，勞合喬治預測了，歷史的發展也證實了，必會受到的無情報復。


大戰期間中國政府也派兵支援歐洲戰場戰壕華工十餘萬人，戰後他們在得罪德國的同時，竟以出賣中國利益的二十一條件，回報老大、衰 弱、勇於內鬥的參戰盟友，但卻無人關心在意、也不屑預測警示。其實列強無須預測警告，畢竟國人的氣節及勇氣、國家的實力及努力， 俱不足讓外人感覺到這龐然腐朽的存在、也毫不在意億萬苦難的哀號！數百年積累的弊病與弱點，又鑄成二次大戰末期，雅爾達密約的枷 鎖。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盟國歐洲戰場作戰目的及第二戰場之開闢
１、作戰目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羅斯福與邱吉爾發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宣示盟國作戰目的：「為建立享有經濟、社會安全的世界而努力 。」一九四三年元月史達林格勒會戰，德軍戰敗之後，民心士氣極度低落。盟國此刻若利用大西洋憲章精神，向德國軍民宣示和平條款， 給予自新機會，只將矛頭指向元兇，德國國民極可能會支持眾多將領反抗希特勒，大戰可提早兩年結束，保住的統一德國，亦不失對抗俄 共赤焰蔓延之堤防。日後在歐洲不需投下天文數字經費及龐大兵力組成北大西洋公約；在日本更不必擔負其數十年國防支出，「造就」出 經濟反撲的「怪物」。


然一九四三年元月羅、邱在卡薩布蘭加會議，宣布盟國作戰目的：「敵人無條件投降」。政策的後果，依英國福勒將軍的評論：「沒有任 何大國能夠面對自己、歷史、人民與其子孫的尊嚴或榮譽，承允這種投降，所以戰爭必定會打到全體覆滅而後已。戰爭已帶著宗教性質， 宗教戰爭的恐怖又告復活。德國已經成為奴役或懲罰的問題，戰爭勝利後，歐洲各國均勢粉碎，蘇俄將成為歐洲最大的軍事國，從而統治 歐陸，斷言期盼的和平，將為一個更加野蠻、更加凶殘的暴政所取代。」


２、第二戰場的開闢：
決定迫使德國無條件投降後，史達林要求盟國在法國方面開闢第二戰場。英、美卡薩布蘭加會議討論：進攻法國、巴爾幹半島或意大利三個 方案。


決議採納俄國建議：於法國諾曼地開闢第二戰場。本案對俄國最為有利，立即迫使希特勒由東線抽調兵力，俄境壓力大減，當盟軍疲於西歐 戰線艱苦糾纏推進之際，俄軍可乘機席捲東歐，最後分裂了德國。


如由巴爾幹用兵，不僅提前挽救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德國也免於分裂；戰後世界局勢 ，更不致形成歐、亞兩洲各非共產國家，在蘇俄威脅下，非靠美軍就無以自存的局面。


３、評估：
（１）目的錯誤：
戰爭的目的不僅是單純的勝利，過度著眼於軍事勝利，反而得不償失。要求軸心國無條件投降是羅、邱二人的短視，延長了戰爭，犧牲了更 多生命，勝利來臨時，西方文化反受到更大的威脅。


戰爭正確的目的是戰後的情勢，只要政略情勢是最有利的，寧可追求一個不太完整的勝利。


若因徹底解決一個問題而引發出更嚴重、更棘手的問題，就是最不智的決策。最近的中東戰役，布希基於此一概念，提早下達了停火命令。


（２）報復心太強：
羅斯福及邱吉爾度量不夠寬宏，只想將敵軍置於死地而後快，不知將矛頭指向戰爭的罪魁禍首，只是個復仇者不配當政治家。戰後紐倫保大 審，竟將很多正直德軍將領判處重刑，屈希勒元帥曾千方百計掩護波蘭、猶太人，公然不同意也不執行希特勒的屠殺命令，只因參與建軍備 戰，被判刑二十年。此舉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克雷孟梭，行徑十分神似。


這些偉大人物的決策深受個人情感左右，未理性衡量深遠的得失。情感是威猛的推進器，也是危險的響導者，只在清明理智的掌控約束下 ，威猛效果才有真正的意義，人類前途才會出現光明。然而權力不但能使人腐化，更率先令人智昏！亙古至今，卻又永遠由著「偉人」決 定世界命運，創造人類歷史！


（三）波蘭戰爭
１經過：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侵入波蘭，九月二十七日波軍總司令請求停戰，十月五日波軍殘部投降，被俘達六十九萬四千人。


快速崩潰之主因，是統帥史米格里．黎茲元帥（Mars Hal Simigly-Rydz）將主力部署於德、波邊境，掩護工業區及煤田。波蘭深具民族 自尊，對本國武裝力量過度自信，對英法援助過份樂觀。殊不知德軍以強大機械化部隊之高度機動力、打擊力，配合絕對空優之協同攻勢 下，貫穿敵陣席捲包圍，波軍頓時倉皇失措，已無暇撤至預備陣地。


波蘭應認清情勢，先應允希特勒要求交還但澤，並於波蘭走廊給予通往東普魯士之自由道路，以換取暫時性妥協；再事積極籌劃應對之策 。若決心一戰，主力應置於維斯杜拉河（Vistula）及桑河（San）諸寬廣河川之後，藉地形之利經營縱深防禦，或能爭取較充裕之時間等 待國際干預。


２評估：
波蘭領導當局可謂既不知己、更不知彼，不但拒絕英國政治家勞合喬治及戰略家李特哈德對其危殆處境之警告；更妄自尊大、孤行己意。兩 國交戰即使兵力優勢，也要料敵從寬，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何況居劣勢而不自知，其徹底的敗滅亡國，咎由自取勢所必然。


回顧我對日抗戰，自知武力遠不及日本精良悍練，但對敵之戰略企圖瞭若指掌。戰略指導決策採取大緃深防禦，將主抵抗線設在山川險阻不利敵陸軍 機動及空軍轟炸之地區。早期之激烈會戰，主要在爭取所需時間，完成主抵抗線部署，使全程之戰役有利。


肆、結論
就人格特質言，不宜斷然以二分法區分為絕對的好人、壞人。研究過程中，對諸領導者評述，時有褒揚、亦不乏批判。有長有短、時好時 壞，善惡兼蓄，是人性正常現象。吾人所關心的是某部分的好壞、善惡、長短，如何左右決策，及其決策對國家、人民整體上有那些重大 影響。若刻意去挑剔評選，面面俱到，世上就沒有合格領導者。歷史也不會因某方面污點，抹殺偉人之功業與貢獻。比如長江、黃河雖也 時而藏污納垢，但人們心目中，永遠只記得她的源遠流長、浩然偉大一樣。反之若見長江、黃河偉大，就硬編造她處處清澈、見底、甘美 、可口的謊言，不但毫無意義，她從此也就不再偉大了。


年過四十，絕大多數的人已喪失了學習上的可塑性，不再有興趣學習自己不知道的事務，充其量只能從資訊中尋找與自己雷同的看法，自我 肯定過去得意「成就」，再無法從異己論述中，改變已往觀念，提昇自己層次。研究動機已在緣起中揭櫫表露，當權在位者當然要改善領導 ，檢討決策。但國家興亡人人有責，直言誅伐真正的功能，寄望後起才俊，為日後身居要津，主導決策時提供基本上的參考與反省。不敢指 望，也不可能要求所有居高位者都是一流領導者，畢竟是違反歷史法則、自然生態的。倘若百年之內，出露個把良輔、能將，兆民是賴、國 之大幸也，吾等化作塵土亦能含笑於天地之間矣！


修正一個曾經錯誤的政策容易，要創新改變過去一直成功的政策，就不容易。優裕的生活環境會使人懶得去從事自己可以做，而且應該做的 改變。進入中度開發以後的國家，當年曾受歡迎的措施要調整；流行的觀念要修正，這正是成長中的痛苦。否則過去成功的策略，反而變成 今後發展上的包袱！


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實體，不因主觀個人意見或價值宣示而改變。面對現實吾人可以視而不見，掩耳盜鈴，或以個人主觀詮釋姑且自慰。但既 無法增減客觀事實之存在，更無助於問題之解決。必須先承認現實客觀的存在，才能從知識基礎上，發展出改革對症下藥的可能性。民智已 開的社會，已不再是可用教條指令左右人民的行為。放眼歷史背景，審視興替衰亡，短暫的權威，其影響力還是有限的很，若不以知識為基 礎的道德信仰，就無法產生持續長久的約束力、說服力。


戰役的挫敗從主帥到士兵都要負責，但輿論歷史都將責任加諸主帥，因為無法得知某位士兵犯甚麼錯，但明確認知誰主導戰役指揮戰場。既 居高位，必承擔更多、更大、更困難的責任，當以虛懷之精神，反躬自我性格上之缺失，發揮特質上之優點，才能運用更少、更不足的籌碼 資源，面對更艱險、更無奈的局面。


傲世文明的結晶、智慧文化的遺產，只顯現國人嘴上、書上，卻很少表現在行為上或心靈深處。一旦身居高位，初期還保有對週遭人物之洞 察力，在位日久，各種誘因淹沒一切智慧、遠見，甚至千錘百鍊的聖者胸懷。「學而優則仕」是起步，更重要的是「優而仕則學」。平時積 極的自我提昇及進化，戰時方能沈潛於仁義中，從容乎疆場之上。


遠古之初，部落為提升競爭力，基於集中分工、統一支配諸原則組織團隊演進而成國家。當區域秩序規範漸趨穩定，國家實質上只是武力疆 界抽象的劃分。就在外患結束之同時恍然意識到，這再也送不走的『瘟神』才是長期苦難的禍源！世世代代的內憂、讓人民一直感覺到國家 具體的存在，都是來自統治者的奴役、壓迫、特權、剝削諸過程之中。


孟子早就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警語；老子：「太上不知有之」睿智獨特，點出其中奧妙：最高明的治國之道，人民感覺 不到有『國君』的存在，更遑論其次「畏之、侮之」；晚近西方政治倡導『民主』，但人民對國家的『感覺』仍陷於無法完全改善的無奈， 這正是民主制度「權能區分」相互制衡的源起。


國家疆界隨時代變遷屢有異動，所屬國籍亦同步隨之改變，人民依律法，更可擇籍歸化所望之國家。國家的概念只能從時空的「強弱」與 「大小」上區分外在實體之歸類；從「治亂」與「分合」的過程中掌握內在變遷之脈動。有鑑於此，國家有其先天俱來的可變性與強制性， 只有民族血緣是永恆不變的，百姓之福祉、生命之延續才是至高無上的，唯深得民心擁護的政權，國家才有持續存在的意義。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聖賢堅守道德理念，犧牲自我成就群體，對殉道精神的執著。『舍我其誰』更不是打著國家旗號，以國家命脈為 賭注，犧牲全民幸福，放手一搏攫取權位名利，成則位登大寶稱孤道寡；敗則落草山寨盤據為王。「夏蟲不可語冰」，野心軍閥政客，梟 獍成性，難以為良，安能覺悟大道之真諦，國賊之危害猶過於盜匪，是歷代動蕩的亂源。「暴政必亡」雖是歷史的鐵則，然而野心家永遠 不會從歷史中得到教訓，暴政永遠是歷史的一部份。如何扭轉人類危機，創造文明新頁，不斷迎向挑戰，是承繼歷史使命的唯一途徑。


本研究採取廣泛包容的角度，不外向諸君陳述治學之道：應統括歷史的整體，從高邁迴遠的思想境界，迴看事件與知識本體；從無限的突 破與超越，達到人類奮鬥的目標。


參照沈毅先生原作
一九九一年初定稿
一九九六年夏增補
二零零三年秋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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